父亲的坚韧 母亲的艰辛(毛莲·热依汗)

打我记事起，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一个很严厉、严肃、不善言谈的人。

父亲在可可托海矿务局福利科工作，记得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应该是七月中旬，我缠着父亲硬是跟着他去了四矿哈熊沟，当时福利科的职工在那里伐木，父亲则是在那里放牧福利科的几百只绵羊。

在哈熊沟，我每天跟着父亲赶着羊群在山坡上放牧，作为小孩子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捡拾地瓢（野草莓）。山里的地瓢一般都长在背阴面的松林里，在柔嫩丝滑的青草或者低矮的灌木丛中，一般在站起来情况下是发现不了它们的，只有你蹲下来从下往上看才有机会发现一片片红点点子，那就是香气四溢、酸甜的地瓢，诱惑着你去摘它。地瓢的魅力会使你忘却一切，忘情地狂吃一顿，手上、嘴角一片红，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到了中午，父亲会把羊群聚拢到阴凉处让羊美美的睡个午觉，我们则在一处泉眼附近架起三角支架烧一壶奶茶就着馕喝茶，喝完茶用泉水把火浇灭，然后在一棵粗壮的桦树下面铺上（斯尔马克）羊角纹花毡睡上一觉。

傍晚，我和父亲把羊群赶回临时搭建的围栏圈，随父亲回到伐木工人的帐篷里。虽然劳累了一天，那些伐木的年轻人们似乎不知道累为何物？依然劲头十足又是喝酒又是弹着冬不拉唱歌，玩的不亦乐乎，此时的我也是仿佛打了鸡血似的兴奋，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我父亲也会加入到他们中间弹起冬不拉唱起来，有一句歌词至今我都不会忘记：“宝贝、宝贝，我的宝贝，你是我一生的幸福，你好是我的宝贝，你孬是我的麻烦”。我当时太小，还不明白歌中的深刻含义，只是觉得很好听而已，现在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含义，就是成家立业以后要对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要对你的另一半宽容和迁就，要终生爱护自己的另一半。

我那贤达的父亲就是这样早出晚归，由于日积月累不规律的饮食，风吹日晒雨淋，导致得了胃癌，在我13岁那年（1976年10月19日）年仅56岁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记得当时在我们那栋平房旁边的马路上（76栋）开的追悼会，福利科党支部书记王普庆同志致的悼词，在追悼大会上我父亲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还送了花圈，那个花圈一直就在父亲的坟头上。

父亲10月份病重住院期间（当时的矿区医院在现今一中院内，东水塔山脚下），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孩子，你父亲病得很重，需要补充营养，你到福海的舅舅家去让他给你宰只羊，另外把羊尾巴炼成油装到罐头瓶子里带回来”。那个时候，在可可托海矿务局搭个便车简直是太难了！可怜我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的总算是给我找了辆拉木头的老解放，司机哈旦叔叔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坐上哈旦叔叔的车第一天住在了萨尔布拉克，那时的公路是土路，不像现在的216国道一马平川，当时的土路坑坑洼洼老解放拉上一车木头一路吱嘎作响颠簸着前行，车速也提不起来，到福海有时可能还要在北屯再住一晚第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到了福海县城告别了哈旦叔叔后，在这个我从未来过举目无亲的陌生县城，东问西问终于有个赶马车的老爷爷知道我舅舅家住在何处，好心的大爷（阿塔），赶着马车拉着我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后到了乌伦古湖边的老八队（当地人叫它汉族队），舅舅的家就在那里，整个村只有舅舅家和另一户哈萨克族村民。舅舅见了我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我是你妹妹库力加米西的孩子，名叫毛莲，舅舅闻声把我抱在怀里说，孩子啊，你是怎么来的？怎么找到我们的？你还这么小，难道你父母不担心你会走丢吗？我就给舅舅说，我父亲病的很重，需要补充营养，母亲让我从你这宰只羊，另外把羊尾巴油炼好装到罐头瓶子里给我一起带回去。贤明的舅舅虽然面露难色（当时所有的牲畜都归公社和大队所有，农牧民手里没有自留牲畜），但是为了我父亲的身体，他还是通过各种办法为我父亲宰了一只羊，第二天舅舅把一只整羊和炼好的装到罐头瓶子里羊尾巴油用大麻袋捆扎好，赶着马车把我送到了福海县城交代了几句就走了。于是我背着大麻袋朝着北屯的方向沿着马路一路走来，天真的以为我可以走到北屯，出了县城没多久我看到一辆老解放从县城方向一路灰尘疾驶而来，那位叫阿不都克里木的司机认出了我停下车跳下驾驶室诧异的看着我说：“你是不是热依汗的儿子？”，我赶紧回答他说：“是的”。问明来由后，他让我坐到车上面，驾驶室已没有空位，麻袋也放到了车上，当时车上还有一个叔叔，他是福海县人，名叫苏力堂，在可可托海矿务局机关二支部工作，可能是探亲去了。

回到可可托海后，当时车子不让过河北，我只好背着大麻袋从河南走到河北的家里，简单的吃了一顿饭后，我跟着母亲来到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看到我坐在病床上朝我伸出双手，我连忙奔向父亲一头扎进他的怀抱中，闻着父亲熟悉的体味哽咽着……“我的孩子，你回来了吗？”父亲说着用他那消瘦青筋突起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此刻，我的心剧烈刺痛着，浑身颤抖着放声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在抹着眼泪……

一个星期后，父亲走了。家里的重担落在了我那可怜的母亲头上，我是家里的老大13岁，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毛选11岁，妹妹毛海（巴合提努尔）才5岁，我当时明白了我们家的大山已倒，以后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仿佛一天之间长大了，那一夜，我望着满天的星斗，不知道我属于哪一颗？父亲的陨落又是哪一颗？我好无助……

母亲在大集体服务公司六队劳动，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为了养活我们没少吃苦，母亲劳动的六队是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菜队，六队的队长是李秀兰同志，是一个非常善良热心的好阿姨。我母亲为了能挣更多的工分来养家糊口没少得到她的关怀和帮助，仁慈善良的人，愿您健康长寿，子孙得到福报。母亲在大冬天数九寒冬里赶着马爬犁，自己下到茅坑里挖大粪，再把大粪装到马爬犁上，挥马扬鞭拉到六队菜地里撒开……

夏天打草时节挥舞钐镰打草，那种拼死的劳动精神队友们都亲切的叫我母亲Rabote（工作狂）……

哈萨克有句古话说得好：失去父亲的孩子不算孤儿，失去母亲的孩子才是真孤儿。母亲的伟大是任何东西都比拟不了的。父亲去世时，母亲才37岁，完全可以再嫁人，可她老人家为了不让我们看后爸的脸色，为了不让我们换姓，历尽了艰辛和坎坷让我们在她的呵护下长大……
记得在我14岁那一年，有一次母亲做了一锅揪片子，当时盛饭用的碗就是那种大海碗，母亲给我盛了一碗揪片子，我吃着吃着发现碗里没有几片面片，几乎都是青青的西红柿片，我就问母亲：“碗里面片子怎么这么少？”，母亲望着我为难的说：“孩子，家里已经没有面粉了”。我当时喉咙里堵得慌，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哭着说：“母亲，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待您……”。

15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我初中毕业以后，也在六队劳动了一个多月，为的是替母亲分担一点。为了尽早担起抚养家庭的重担，那年我考取了可可托海技工学校，没有和其他同学那样上高中，因为上技校每月都发生活费，一般学生每月22元，家里有特殊困难的学生每月发25元生活费，我属于后者。25元生活费对于我们一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起码解决了吃饭问题。

记得我16岁还在上技校，身体的发育使我的个子长得很高，以前我的同学张跃峰的个子比我高半个头，后来我比他高半个头，这导致我穿的裤子短了一大截子，像上海人穿的短裤。因为没有买新裤子的钱，母亲就在裁缝店要来了一块和我裤子颜色相似的黄布给我缝上了，当时我心里虽然老大不乐意，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为难我还是硬着头皮穿着它上完了技校，那些同上技校英语班的女生们故意站在学校教室外面墙边，看着我从她们面前红着脸低头走过哈哈大笑着……可恨的家伙们。

后来我被分配到一矿开挖土机，我在2#挖土机工作，当时机长是许庆义，我的师傅是吐尔迪一个很严厉的师傅，技术很好，手风琴拉的也很棒，经常在俱乐部表演。再后来我又在3#挖土机工作，机长是陈济棠，师傅是李运广，一个非常好的师傅。

总之，每个可可托海人都有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可可托海人不分民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团结如一人，共同创造了属于可可托海人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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