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 | 可可托海矿务局二矿（煤矿）回忆录之工作篇

从鸡头走到鸡尾

1968年12月初，突然传出要毕业分配的风声，没过两天就变成了现实，很快就宣布了毕业分配方案。东北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也就在此之前的11月份才成立，虽说有一个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但具体的工作是由当时在校的工宣队来操作的，工宣队和文革前的院党委及院党委领导下的院行政是完全不能比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派性高于党性。离开院党委领导下的院行政部门的专门运作，这个毕业生分配工作肯定搞不好。毕业生分配工作是有许多的政策的，要有宣传、鼓动、激励，要教育青年学生志在四方，把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当时没有什么“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表忠心的誓师大会，恰恰相反，在各系、各专业毕业生分配方案经由工宣队宣布后，又在各系开了批判大会，原因是钢冶系的一名学生自以为分配了，工宣队管不着了，说了几句牢骚话，被认为是右倾翻案，因此必须在全院肃清流毒。各个系都要对照这一事件进行深挖，我们有色系选矿专业学生吕富春因分配到新疆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被揪出来了，批了一通，所幸还没有留下不让毕业。至于钢冶系那位同学是不是让他走，我们因急于离校也就不知道了。

选矿专业有23名毕业生被分配到新疆有色局第一矿务局，连陈泽茂这样的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按政策是应该在内地分配的，但也分配至新疆了。新疆有色局第一矿务局在什么地方、是一个搞什么的单位我们一概不知，一张毕业生分配派遣证、每个人125元人民币的派遣费，要求1968年12月31日前必须到达乌鲁木齐市新疆有色局报到，乘坐火车，且只准乘坐硬座。

1968年12月31日，所有的同学都准时赶到乌鲁木齐，除了选矿专业23名学生外，还有机械系6名学生，共计29名。到了乌鲁木齐才知道，第一矿务局在可可托海，地图上找不到，只知道在富蕴附近，而且有近一千公里的路程（当时都是从西线走，经石河子、克拉玛依、北屯这条路线）。那个单位是搞什么的，我问了一位在乌市有色局科研所工作的学长，他只是极简单地告诉我是一座稀有金属矿山，再其它什么也没说了。

1969年1月4日，我们踏上去可可托海的征途，1月6日抵达可可托海，沿途及到达可可托海的唯一感觉就是雪大、酷冷，不少来自东北的同学都感到比东北的雪还要大，天气还要冷。

1969年1月7日下午，矿务局生产指挥部开了一个欢迎会，对我们进行了一下保密教育，此时我隐约地感觉到为什么分来这么多的选矿专业毕业生，实际上国家是为了稀有金属工业的发展，为了日后的需要，真是不惜代价。一下子分这么多同一专业的毕业生来到这个并不大的矿山还是不多见的，或者说根本是绝无仅有的。1月8日，矿务局将这些学生分配到具体单位，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学生并没有被分配到8859选矿试验厂去见习、锻炼，而是被分配到野外单位如二矿、四矿，非选矿专业的6名机械系毕业生中的5名被分配到机械厂、汽车厂、一矿，1名被分配至四矿。

1969年1月9日，我和其余12名同专业的同学（其中女同学5人）共13人来到了二矿。

从宣布分配方案，到来到新疆，来到可可托海，来到矿务局一个野外单位二矿、四矿，历时约一个月（这中间给了我们回各自家乡和亲人团聚和告别的机会），我们终于完成了从祖国的鸡头走到鸡尾，踏上人生重要的一步。

和少数民族师傅共事的岁月

1969年1月9日，我来到二矿，别看这个矿点就在山窝窝里那么一点点，可管辖的面积大得很，包括1号、4号、14号、9号山、一矿阿依果斯、阿吐拜，触角都伸到了120公里外的扎河坝煤矿。因为煤矿、二矿隶属一个领导班子，其工人相当一部分是夏天采矿、冬天采煤。

1969年1月10日上午，我领了工作服、皮大衣、皮手套等，立即上班。第一天被分配的工作是去清除我们住处房顶上的积雪，我的哈萨克族工人师傅卡木沙领着我干，这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天接触到的第一位工人师傅，而且是一位年轻的仅30岁不到的哈萨克族工人。别小看这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干起来还是十分累人的，要将超过1米厚的积雪切成一块一块的推到房下，没几下就全身出汗。卡木沙师傅干得比我快，推下去的雪也多，但他还时不时招呼着我让我慢一点，不要着急，他说，“你们这个工作没干过，以后还要去捡宝石，你们也没干过，你们大学生没想到来这里是干这个工作的吧，生活就是这样，你们什么都干一干，吃吃苦，这对你们将来有用。”想想他说得是有道理的，人生哪能那么一帆风顺呢？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长途货运司机，在可可托海当司机是极受人羡慕的，在此之前他也曾被选派学过驾训，后来又当了普工，1969年冬到1970年春我和他又同在煤矿一个班组挖过煤，他那领悟人生的思想使得他干什么都很愉快，不发牢骚，知足常乐。他对待人生的乐观心态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肉孜多克矿长教我捡“宝石”

清除屋顶的积雪毕竟是个临时性的工作，但和性格开朗的卡木沙师傅相处还是很值得的。读了书，远离家乡亲人，到这个地方来干这些杂活心里不免感到沮丧，但看看卡木沙师傅工作生活得那么愉快，再看看那么多哈萨克族工人都是像卡木沙这样，我心里还有什么不平衡呢？

捡宝石的工作并不容易，一个人发一个帆布袋子、一个尖尖角的榔头，成天爬在矿尾堆上捡03号（钽铌铁矿），最初一个星期我一无所获，而那些哈萨克族工人师傅每天都有收获。有一天，我的女同学张文岩捡到了一块有鸭蛋那么大的钽铌铁矿晶体，有几百克重，经哈萨克族工人师傅鉴定是真的，她高兴极了，我也极其羡慕。有一天我终于捡到一块比张文岩捡到的还要大的黑家伙，好像还有一点暗透明，但哈萨克族工人师傅鉴定说，“你这不是03号，是电气石，”我真是沮丧啊。为了认清电气石和钽铌铁矿的区别，我特意把这块矿石带回来好好研究琢磨，发现它表面有一条一条的纹路，而钽铌铁矿没有，后来这块电气石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现在才知道那块电气石是碧玺（宝石），根据我的描述，宝石专家们说，“你这块电气石现在价值不得了，可能会很贵，”当时也不懂，还是知识面太窄了。

捡了一个多星期宝石一无所获，我心里很沮丧也很着急，时不时拿着个8磅的榔头、甚至更大的榔头打石头，看看从中能否得到什么。一天，肉孜多克看到我在打石头，他马上说“白克（指没有用或不行），这个石头里打不出03号，”说着他抱来一块大石头让我打，结果打开后眼睛都亮了，好几块蚕豆大小的黑宝石就在中间。我不禁问肉孜多克矿长，“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里有宝石？这石头的成分是什么？”他说，“我答不上，但我知道，这块石头里有的可能性很大。”我真佩服他，他的实践知识真是很丰富。我拿着他让我打的石头的碎块和此前我打过的石头的部分碎块带回去，拿着矿物学书籍仔细对照，发现他让我打的石头是叶钠长石，而我打的石头是糖晶状钠长石或钾微斜长石，原来钽铌铁矿应该赋存在叶片状钠长石中间，糖晶状钠长石、钾微斜长石中间几乎不可能有。当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时，就很自然地产生了飞跃，往后，我每天都能捡到黑宝石了，甚至有时还超过我的哈萨克族师傅们，特别是到1970年秋季矿务局又一次在阿吐拜搞03号百日大会战时，我捡的03号比所有去参加大会战的工人们中间绝大多数都要多。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肉孜多克矿长。

——在扎河坝煤矿挖煤的日子里

1969年10月，我从一矿阿依果斯装车组被抽去到矿务局扎河坝煤矿当采矿工。二矿、煤矿本就是一家，冬天野外手采03号的工作因大雪覆盖矿尾堆，生产效率不高，而整个冬季矿务局职工家属生产生活用煤、及锅炉房用煤，需要有人去保障，这自然落到了季节性比较强的二矿身上。挖煤人员人数不够时，就把局机关的干部派去，尤其在文革年代，机关干部、包括被划为黑帮的领导干部更是补充人手不足的首选。

当时被抽调去挖煤的哈萨克族职工有耶里捷夫、哈哈曼（此二人原先就在煤矿，属“里通外国分子”接受劳改）、阿登拜、毛巾、麦穗、卡木沙、阿维巴、巴开等等，阿登拜是我们这个采煤班的班长。当然还有一些汉族职工，主要是我们这批1968年分配来到大中专院校学生，有许鹏秋、王介良、陈享、黄荣嵩、张德斌、王孝敏、陈泽茂、刘柱芬、张德志、常会良和我。

挖煤的工作异常艰苦和劳累，每天就是不干活、来回爬一趟井就够累的，因为没有电动矿车可乘，只有爬上爬下，几百米的斜井、几百个台阶爬起来还是很累的。到了井下，打眼的、放炮的、清砂的、推矿车的、看水泵房的、9号井打信号负责提升煤的，以及值班的电钳工一应俱全。少数民族同志中除了卡木沙、阿维巴比较年轻，其他都是四十岁上下的人，麦穗连门牙都掉了，可见年纪不算小，但他们干起活来是那么认真踏实。工作中间的一顿饭是由食堂通过9号井提升煤的卷扬机送下来的，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吃饭时相互看到的都是黑黑的脸，只有牙齿是白的。我常问麦穗、毛巾“你们吃得消吗？”他们的回答是那么感人：“咋办，不快快完成任务，可可托海那么职工冬天烧什么呀！”多么质朴的工人师傅啊！耶里捷夫是打钻的，18公斤的麻花钻一天抱下来是非常累的。他那时身体很棒，实际上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洗澡时我看见他两块大大的胸肌和腹肌，感到他壮实得简直像一头牛。然而就是如此强壮的身体，由于长期的劳累，接触矽尘、煤尘，到了晚年还是被查出患了矽肺病，而且一查出就是二期，这个病初期不显现、或少显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爆发。耶里捷夫晚年瘦得不成人形，不时咳喘着，因为他的肺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呼进的氧气少、不够用，不能正常地吐故纳新，血液循环系统也受到影响，心脏病、脑血管毛病接踵而至，最后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发现其他同志诸如麦穗、毛巾等，从井下爬上来时，走一会儿就要歇息一会儿，张着大口喘喘气，这些长期在野外矿山工作的老工人师傅绝大部分到后来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矽肺病，当然也包括少数我们来的学生，只要在矿山工作时间长的也有得上这个职业病的。

煤矿采煤的艰辛，除了脏、吸入的煤尘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人在平地上工作时脚站得平稳，出力就会均衡，而在采场里，人全站在斜坡上工作，从四水平到五水平这个中段是38度的斜坡，打眼放炮采下来的煤必须经人用铁铲铲到很光溜的铁皮溜槽里，这样往下放入溜煤眼，推矿车的人才能方便地放煤，推到9号井卸入存煤的大矿仓，再通过卷扬机拉至地表漏斗，拉煤的各类运输车从漏斗处装满煤后运回可可托海。不管是采场内的打眼、爆破、清砂，还是在平巷内推矿车，煤尘都极大，是根本躲避不了的。

我们的扎河坝煤矿连同我们旁边的兵团农十师29团煤矿是一条整体矿脉，分成两家来开采，当然我们的机械化程度比他们高多了，我们都感到很脏很累，他们的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文革那个年代，遭“四人帮”迫害的人很多，我们矿务局里挨整的干部，其中包括哈萨克族挨整的干部，不少被发落到煤矿来挖煤，属于无条件的，不管你家有什么困难。说到在煤矿的住所，是地窝子、土坯房子，我住的那个房子，顶棚都能看到天。

前面说过，我这个班的班长是一位哈萨克族“小巴斯达克”（小干部），名叫阿登拜，在二矿14号山、4号山、9号山就是我的班长，勤劳、能干、能吃苦，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有一次9号井里提煤的卷扬机提升箕斗掉道（脱轨）了，他硬是不让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去，他和机电维修技术员潘春文（也被定为黑帮）和9号井打信号的王进贤（矿务局机械厂厂长，也被定为黑帮）处理这起事故。不知是振动还是什么原因，从9号井上面落下一个煤块，打在箕斗上又碎成了几块，其中一块击中了潘春文，一块击中了阿登拜，都在肩背部，所幸骨头没断，而另一块击中了王进贤，肋骨被打断了两根，就这样，阿登拜还指挥着把王进贤同志抬上井，而且第二天没休息又上班。我说，“你行吗，”他说，“疼还是很疼的，贴了伤湿止痛膏了，煤矿、尤其是井下工作危险多，我这个值班长不来不放心啊！”

一直到1970年春天，我们完成了1969年整个冬季的供煤量，而且有所储备，我和我的哈萨克族师傅们回到了二矿，煤矿开始为下个采煤期进行设备检修和维护保养了。然而，耶里捷夫、哈哈曼这些所谓的“黑帮”、“里通外国分子”，还不能回二矿，继续留在煤矿接受着文革式的改造。正是在扎河坝工作的职工们，用他们辛劳的汗水温暖着寒冬里可可托海和当地的千家万户，用他们的汗水点亮了炉膛，推动着蒸汽，温暖了厂房，让马达在轰鸣歌唱。

——奋战9号山

1969年春天，我们进一矿阿依果斯矿洞也好，夏天去一矿阿吐拜露天采矿也好，到二矿的1号、4号、14号矿尾堆上去工作也好，根本就是一条——捡03号（钽铌铁矿），但收获甚微，而国家当时对钽铌铁矿的急需程度与日俱增，为了国防工业的需要，1970年中央军委急需要生产更多的03号，于是在矿务局又搞了一次03号百日大会战。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抢出产品，运往内地，要准备打仗，”会战地点是在一矿的阿吐拜。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一百天的大会战，同来的同学就我一人去了，其余有阿登拜等，阿登拜还是值班长。因为有着肉孜多克老矿长传授的经验，所以我在这次大会战中捡到的宝石是比较多的，算名列前茅了。因为这次是从各单位抽人，我记得不是很清，只记住一矿老工人李庭玉、岳文廷、季旦光等，机械厂来的哈萨克族工人加里里。加里里是机械工人，对矿石懂得不多，我俩在一个班组，这回轮到我当他的师傅了，我教会了他怎么捡03号，往后很多年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前年去可可托海，偶遇他的儿子，他告诉我加里里已不在人世了，听了我心里很难过，他也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哈萨克族工人啊！

当时为了满足国家对03号的需求，矿务局采取了不少措施，除了二矿、8859开足马力生产，矿务局加强了手采。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了宝石队、设立03号民采收购点，而二矿决定向9号山进军。二矿9号山海拔并不高，只有2100米，从二矿出发到9号山步行要一个半小时左右。起初在9号山搞野外手采，每天早上从可可托海出发，带上四块发糕作为中午的干粮，半小时到达二矿，稍事休息即往9号山进发，约一个半小时抵达9号山，便立即开展工作，干清砂、打钻、爆破、捡宝石、尾砂装车用矿车推出、倒入矿尾堆等一系列工作。阿登拜是我们的班长兼爆破手，我能从事简单的爆破工作还是跟他学的，他是我的师傅。在9号山从事野外采矿的哈萨克族工人先后有艾孜哈孜、哈哈曼、谢里夫汗、阿拉哈提、巴也哈买提、斯卡克、白居马等等。其中最令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巴也哈买提，当时电工、钳工都是他，有时电工徐兆瑜也来帮帮忙，但主要是他，他有严重的哮喘、支气管炎、矽肺病，但他从来不吭声，乃至后来9号山小机选厂建成，机电安装维修都是他一把抓。别说干活，每天登一趟9号山就够累的，这些少数民族师傅比我们普遍要大个十来岁，且后来知道他们大多数患有矽肺病。

光靠工人手采03号产量实在太低了，二矿决定在9号山搞一个小选厂，主要是重选03号粗精矿，再拿到二矿小选厂加工，最后送至8859获取03号精矿。1971年秋，我们开始建9号山小选厂，设备能够通过9号山索道运往山上的尽量通过索道，但有的则不行，如小球磨机、小摇床、小鄂式破碎机、水泵等，这些都需人背肩扛。汽车把这些矿山选厂的设备运至9号山脚下，剩下的就要靠人抬上山，至少是8人以上抬着往山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时不时歇息一会儿。我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同志尤其是阿登拜总是把杠子上的绳子往他们跟前多拉一些，以分担更多的重量，这些无声的行动，昭示着这些少数民族工人的人格力量，彰显了这个民族的朴实和伟大。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9号山的小选厂终于要登场了，这中间凝结着大家辛勤的汗水，而不能忘记的是，那几位特别突出的哈萨克族工人：阿登拜、哈哈曼、巴也哈买提、艾孜哈孜、谢里夫汗。

由于在9号山选厂的工作是二班制，我们都住在了山上，办起了食堂，生活改善很多，少数民族工人结束了中午啃干馕、喝点茶，顶多喝点掺有自带牛羊奶的奶茶的生活，而我也结束了每天中午4块玉米面发糕的生活。

在9号山，我学到了少数民族工人师傅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优秀品质，以及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最使我难忘的是1972年3月8日下午，我去二矿领取和采购一些生产生活用品返回9号山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雪，是这些少数民族工人、当然还有其他汉族工人和我的同学及时救了我，否则我轻则冻伤，重则丧命，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可亲可敬的人。

住在9号山，有了食堂，吃得很好，可是人老是没劲，放屁多，连养的小狗屁都多。1972年夏天，经自治区有关部门检测，9号山水质问题较大，水中放射性氡气含量超标，另外大肠杆菌、葡萄球菌、产气荚膜杆菌都超标，矿务局从关心职工的身体出发，停了9号山的工作，其实我们很长时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工作的，也不知道，事后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怨气，这就是一种精神，是为国家拼搏的一种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可托海精神。

写于2016年12月，2017年1月6日完稿

2023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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