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夜,窗外传来几声喊声撕破了可可托海冬夜的寂静,也惊醒了半梦半醒中的我。
不知是谁又在深夜里买醉,将那还未消退的亢奋肆意地发泄在这寂静的冬夜里。
这些年,我慢慢习惯了夜深时被游人的笑声和阔论惊醒,也慢慢习惯了清晨被登上山顶的他们振臂高呼声唤醒;习惯了夜半时分的车轮滚滚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习惯了车灯将屋内照的忽明忽暗;习惯了洒在地上的月辉被踩的粉碎,习惯了闪烁的星辰被惊得满天凌乱,习惯了可可托海从那个安静的小镇逐渐向喧嚣的城市靠近。
曾经的可可托海,夜那么静、那么深。彼时万家灯火已熄,夜阑人静,静的可以听到一只潮虫从糊着报纸的天棚顶上缓缓爬过,老鼠在床底下淅淅索索飞速窜过。待到月亮已落,参星横斜时,黑夜更是无止尽的延伸,深到仿佛一合眼就能抵达黑暗的尽头,深到能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里,星辰满天、天体运转……
那时候的冬季漫长的仿佛没有边际。是父亲埋在院子里雪堆中的肉和冻芹菜,让我们在冗长冬日里时不时地品味着简单的幸福;是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从菜窖掏出的烂了疤、带着土腥味的苹果和梨子,让我们在匮乏长冬里享受着美味的馈赠;是母亲一边翻过日历一边絮叨着“天冷加衣”的叮嘱,让我们挺过立冬、小雪、大雪、熬过冬至、小寒、大寒这些漫长逼仄的节气,迎来了春……
那时候的冬季寒冷的仿佛穿再厚都无法抵御那入骨的寒气。父亲从不嗜酒,却有一盏透明的长颈烧杯,每次邻居家的叔叔冻得“吸溜吸溜”地来到我家串门时,父亲都会取出烧杯放在火炉上为他温一杯“竹叶青”酒。后来我才知道那烧杯是化验室用来做实验的量杯,却意外地成为那个冬天里父辈们煮酒论史的爵。那时候天冷的人人都穿的笨重厚实、憨态可掬,相见的问候都是热气腾腾。
那时的可可托海,除了单位里发的翻毛皮鞋,商店里鲜有皮鞋售卖,大部分人穿的都是买的黑棉鞋——黑帆布、橡胶底,两排气眼穿着黑鞋带,我们叫它“棉乌拉”。而我们家因为母亲会做鞋,无论冬夏我们一家六口人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母亲做的棉鞋——面是黑条绒,紧实地包裹着羊毛毡,底是一针一脚纳的千层底,最后母亲又用上下覆了两层布的羊毛毡密密麻麻缝制了鞋垫垫到鞋子里,那错落有致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母亲对家人的爱,温暖着一岁又一岁的冬天。
某年,元月的一天,恰逢寒流,在木工厂工作的父亲和他的工友接到去农场装麦子的通知。等车时,父亲的工友刘叔叔看到一群人中只有父亲穿的是手工棉鞋,其他工友穿的全是“棉乌拉”,就对我父亲说:“你这鞋子可是御不了寒吧?”没想到上了车还没走到大阪,大伙的脚冻的一个个在车上跳,而父亲的脚却暖暖的,一直暖到了心坎里。
那时我看到同学们脚上穿的都是“棉乌拉”,暗生羡慕,于是缠着母亲给我买了一双“棉乌拉”。穿上了以后才知道太捂脚,既没有母亲做的鞋保暖也没有母亲做的鞋跟脚,新鲜劲过后我又悄悄换上了母亲做的棉布鞋。
后来,母亲做的千层底鞋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初中毕业,温暖了我整个的少年时光。母亲做的鞋,平稳、踏实,让内心安澜;母亲做的鞋,舒适、暖和,令时光柔软。
如今可可托海的冬天,多为暖冬,不再像儿时的那般咄咄逼人、天寒地坼。冬日的小镇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身影,身着五颜六色滑雪服、扛着雪具的滑雪人将白雪铺就的画纸绘成了水墨丹青的国画。夜晚,新立的滑雪路灯敢与星月争辉,闪烁着霓虹的酒吧招牌在午夜里闪动,塔拉特村热情的篝火歌舞盛宴让夜晚不再漫长,让冬天不再寒冷。
如今的可可托海,可动可静。动时,烟火升腾、车水马龙;静时,静如处子、宛如仙境。我喜欢看着这逐渐热闹起来的小镇,也喜欢独自一人去寻找寂静的韶光。这并不矛盾。就如朝霞虽热烈,却透着冷意,夕阳近黄昏,却透着暖调。二者却皆是美好的。
喜欢热闹的人,在篝火歌舞的喧嚣中得到了释放,喜欢安静的人,在山水丛林的宁静致远中寻到了抚慰。时光荏苒,匆匆已是半生,人生不过是一半沧桑、一半怀念。白雪覆盖的河床,阻挡不住奔腾汹涌的暗流;老房子屋顶上升起的炊烟袅袅,带不走那如烟往事;今冬雪地上我踩下的寂寞两行,应是多年后我寻觅的斑斓光阴…… (图/文 秦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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