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挺拔的国槐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众多的树成就了森林，让树成为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当阳光照耀在树林间，人们不仅可以享受绿荫，更感受到清新空气带来的心灵抚慰。

当平缓的、空旷的山间草原上，突然出现两棵紧紧依偎的大树时，那种震撼一定让人印象深刻，永远难忘。这一美丽的奇迹，就出现在新疆可可托海景区里。当地人传说，它们是一对夫妻树，因为相爱相恋，紧紧地相依了多年。因为树种不同，它们的色彩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幻。特别是到了秋季，一棵树的树叶变成了黄色，另一棵树的树叶仍是绿色，如同身穿不同服装的两个人。在平缓空阔的草原上，它们显得特别醒目，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因海拔等因素，可可托海并不适合生长槐树。满山遍野的松树和白桦树，为这片曾经神秘了多年的地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美。但在可可托海人的心中，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挺立着一棵国槐；还因为他与妻子多年的相濡以沫，而将草原上的那两棵夫妻树，看作他俩的化身。

他叫安桂槐，曾担任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勒泰矿矿长、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务局党委书记。在他主政可可托海矿务局期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可可托海矿务局扛起为国家偿还外债的重大使命，和为国家“两弹一星”提供原材料的紧要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可可托海人用信念铸就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

安桂槐的妻子史云华，上世纪40年代曾是山西省五台县的3个女村长之一，曾带领当地妇女做军鞋、传递情报、护理伤病员，是较早参加革命的农村女性。1950年她随丈夫来到新疆工作前，已任安康地区妇女组织部部长，是行政18级干部。到可可托海后，安桂槐以妻子文化程度低，不能高于大学生为由，将其降为行政19级。历年间，每次调工资，报表送到局里，里面只要有史云华的名字，安桂槐都要利用“职务之便”把史云华的名字划掉。一直到史云华老人去世，仍然是行政19级的待遇……

这两个老党员，一生朴素清贫，一生相互支持，有关他们的故事和记忆在可可托海口口相传……

一

“1954年10月15日，我来到矿上。阿勒泰机场和矿部院内已降了雪，气候很冷。更冷的是我将要面对的工作……”

——摘自《安桂槐回忆录》

在可可托海干部学院党性教育展览室里，一张黑白照片上，一位身穿黑呢子大衣，头戴水獭皮帽子的中年人，坐在一群穿工装的工人中间，面带笑容与各族职工交谈着。讲解员告诉大家，这个人就是安桂槐。

照片上的安桂槐与身边工人们衣着上的差别太过于明显，可脸上的笑容又让人感觉到他与工人关系很近。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安桂槐刚刚从北京参加完一次重要会议，下飞机回到矿上，来不及回家休息，就来看望工人们时的留影。

当年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作为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清水河一个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干部，安桂槐的生活也很艰难，更谈不上能为自己置办好衣服了。是在矿上工作的苏联专家听说他要去北京开会，还有可能见到毛主席，大家凑钱，为他置办了这身行头。

安桂槐的女儿安爱英说：“这身衣服爸爸只穿了这一次，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见他穿过。”她也是在这张照片里才第一次见父亲穿过这么“高级”的衣服。

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从全国调集万余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安桂槐就是这个时候，由县委书记岗位转入到工业生产领域的。一个从没有接触过工业的干部，突然来到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工作，遇到的困难是旁人无法想象的。而对安桂槐来说，这只是换了个工作岗位，受党教育多年的他，时刻准备着迎接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安桂槐初来时任阿勒泰矿中方副场长。这个时期，矿场实行一长制，矿场的行政、生产、经营管理由场长全权负责。

刚一见面，苏方场长以命令的口吻说：“我命令你，新来的副场长安桂槐同志，群库尔好比是战场，那里需要武器弹药，你就是后勤部长，负责把机械设备、生产和生活物资抢运上山，完不成任务不要回来。”

10月的阿勒泰已入严冬，所有的道路被冰雪覆盖，外出行走十分困难。刚来新疆的安桂槐，过去从没经受过如此寒冷。他早出晚归，与工人们一起克服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将发电机、空压机和汽柴油等顺利运到矿场。

当安桂槐向苏方场长汇报任务已经完成时，这个苏联人为他顽强的战斗作风深深折服，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摇着，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

随后，让这位场长更为叹服的事情接踵而至。

为了更快地熟悉工作，攻克与苏联专家语言不通、生产经验不足、企业管理陌生“三大堡垒”，安桂槐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夜以继日地学习。

不懂俄语，他就拜苏联专家为师。苏方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回忆，有时安桂槐竟会追到厕所里向他请教俄语。仅仅2个月时间，安桂槐就学会了许多俄语单词。随即，他把学习重点转向采矿知识。在瓦西里耶夫的讲解下，他不仅能听懂苏联专家的工作部署，对矿山开采知识也有了深入了解。

1955年1月1日，是安桂槐来到阿勒泰矿工作的第75天。这一天，阿勒泰人民电影院正在举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的产权交接仪式。

苏方代表斯科里宁说：按照协议，我们把苏联的股份移交给中国。可以预见，你们有安桂槐这样的管理者，矿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移交会刚刚结束，一场特大雪灾就席卷了阿勒泰矿。这场大雪连降20多天，整个矿区被厚厚的积雪掩埋，矿区乌宗布拉克至大桥段的积雪厚度达四五米，与之相连的哈熊沟雪厚达七八米。

矿区公路被埋没，路边的松树也仅露出个小树尖，矿部与各矿道路全部堵塞，不仅汽车不能通行，人畜也断绝了交通，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矿区几百名工人和家属面临断粮的危险。

刚刚接任矿区领导一职的安桂槐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为了开通矿区道路，他在雪原中边用脚丈量着道路，边用树枝给大车做路标。为了开通矿区道路，他与各族工人一起，用铁锨等所有可以用上的工具，开展了一场挖雪大会战。

安桂槐在回忆录里写道——挖雪会战时大家吃不好睡不暖，渴了吃口白雪，饿了啃口冻馒头。在厚厚的雪里行走，腿很难拔出来，就像陷入沼泽地。拔一次腿要费全身之力，连拔几次就累得筋疲力尽，骨架像散了一般。坐下来就不想再起来，坐后留个大雪坑，像一个单人大沙发。有同志在雪地上用棍子风趣地写道：“这是谁的沙发？”后边的同志看了感觉十分搞笑。就这样，一段一段走、爬、滚地向前挖进。但天公偏偏与我们作对，我们白天挖，晚间风一吹，挖开的雪路又被掩埋，只好第二天再挖。风口路段要这样反复挖几次，特别是哈熊沟至大桥路段的山沟中，雪崩像小山峰般埋没了公路。我们从记忆里的道路中挖开一条雪路，汽车就像进入沟壕中，车顶还在雪平面以下。等到春天融雪时，我们才发现，汽车是在高3米宽6米，相距数米的两块大山石上行驶的，根本就不是过去的公路，情景实在可怕。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一个职工叫苦叫累、叫冻叫饿，他们与天斗与雪斗，终于战胜了雪灾。挖雪结束后，大家个个成了黑人。十几天的日夜奋战，他们终于打通了90公里的矿区道路。当山外的救援人员车辆通过这条雪道进入矿区时，大伙儿顾不得寒冷和疲劳，在大雪里兴奋地欢呼着。看到这一切，安桂槐说：“战争中敌人的炮火都没能吓退我们，狂风暴雪同样也不会让我们退却。”

二

“1960年大难临头，困难更大。职工吃的大部分是带砂子粗面，几度断粮吃雪吃麦粒原粮，基本上无菜可吃，造成营养不良，3000多职工患了浮肿病……”

——摘自《安桂槐回忆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在可可托海矿务局里工作生活着几千人，却因为这里生产的都是国家急需的稀有金属和国家“两弹一星”最需要的矿石，外人根本不知道大山里藏着这样一家企业，还有一群为国家默默奉献的人。当时的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它是国家一级保密单位，对外代号“111矿”。

当年的可可托海矿是世界级宝矿，拥有大型稀有金属矿脉，著名的三号矿坑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在世界上已知的162种矿种中，可可托海三号矿坑里就藏有86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稀有金属的殿堂。不夸张地说，当年国内从事稀有金属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在可可托海工作过的经历，都不敢称自己是“研究稀有金属的”。

那时候，在三号矿坑里，一条条带状的矿脉随处可见。多少年来，可可托海与共和国的大国重器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倾尽了她的物华天宝。

当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整个中国时，藏在大山里的可可托海也面临着生存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可可托海矿务局的干部一天3碗玉米糊糊，工人是4碗。安桂槐说：“工人比我们重要，工人吃饱吃好，我们的生产才能上去。”

安桂槐每月都可以领取到一定数量的粮食、肉、油等食品，可他家却经常粮断米缺，5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因为他将自己的特殊供应粮拿出来给了职工幼儿园，自己带着全家人吃大食堂。

年幼的儿子安爱民因为饥饿，学着大人的模样去老木桥附近挖野菜。因为不知道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结果吃了有毒的野菜，还没等走回家，就蹲在路边呕吐不止。

上班路过此处的四食堂大师傅李鹏才，看到一个孩子将胃里的绿色胃液都吐了出来，痛苦难耐。凑近一看，才发现是书记安桂槐的儿子，马上抱起孩子跑到食堂，从自己的定量中拿出一个黑馒头给他吃。

懂事的安爱民看到黑馒头高兴坏了，他用微弱的声音不停地感谢着李叔叔，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小口，拿着黑馒头急忙向家跑去。边跑还边喊：“奶奶，爸爸，妈妈，姐姐，我们有馒头吃了。”

当时安桂槐正和大女儿安爱英下班回家，看到安爱民手里举着个黑馒头当场就急了，几步冲到儿子面前夺过馒头厉声问道：“你从哪偷来的馒头？你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说着，便狠狠打了安爱民。

正在兴头上的安爱民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和暴打吓蒙了，傻傻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哭，更不知道解释。安爱英赶忙上前把弟弟抱在怀里，安爱民才放声哭出来。安桂槐一把拉着儿子朝食堂走去。看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安爱民，看到安桂槐气愤的样子，李鹏才也哭了。他抱过安爱民对安桂槐说：“安书记，馒头不是孩子偷的，是我给孩子的。他自己挖野菜吃中毒了，吐得都快不行了，你怎么能这样打他啊。”

听说是这种情况，安桂槐不好意思地对李鹏才说：“我打孩子不对。但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定量给他啊，你要工作，吃不饱怎么工作呀？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就搞特殊啊。”

多年后，已经年过八旬的安爱英说起这件事时，仍然痛哭不已。她说：“那一天，爸爸回到家后，不停用手抚摸弟弟被打的屁股，什么话也没说，就那样拉着弟弟的小手一直抱着他。”在她的印象里，爸爸很少对哪个孩子这样亲昵过。

远在外地的一位老战友听说此事后给安桂槐写信，说自己通过努力，买了两袋面粉，已经让人送到可可托海，让他一定别再给别人了，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一定要留给家里。

一天，一辆汽车停在安桂槐家门前，司机把两袋面粉送到家后，千叮咛万嘱咐：“这是老首长好不容易买到的面粉，自己都没留，知道你家孩子多，要让孩子们吃个饱饭，千万别再送人了。”

安桂槐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当司机一走，他扛起面粉就要出门。安爱英知道爸爸又要把面粉送人了，就拉着身患残疾的小弟弟，跑到爸爸跟前恳求：“爸爸，这是叔叔给我们吃的，你就给我们留一点吧，就留一点儿。”可安桂槐头也没回就把面粉送到了矿幼儿园。安爱英看追不上爸爸了，只好坐在路边哭了很久。事后，安桂槐对女儿说：“我们再坚持坚持，困难总会过去，幼儿园的孩子们还饿着肚子呢。”

“那时候，我们家还有70多岁的奶奶，加上我们5个孩子，每天三顿饭都是玉米面糊糊，太想吃一次白面馒头或面条了，可爸爸一点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我很长时间都在心里恨他，觉得他太不管我们了，怎么这么狠啊。现在回想起来，才理解了他当时的苦衷，这就是我的爸爸，心里永远都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从不想自己。”

三

“1960年在提前一个月完成计划任务的基础上，再增产1000吨锂辉石出口任务。为了争这口气，矿区党委接受增产任务，经过动员，职工以强烈的责任感在生活供应困难和零下20多摄氏度严寒露天作业的条件下，展开了保出口会战，提前两天完成了锂辉石11400吨包装出品任务……”

——摘自《安桂槐回忆录》

正当中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废除了与中国的全部经济合作项目协议，而且逼迫中国偿还主要因抗美援朝购买武器形成的债务。

原可可托海矿务局总工程师李藩说，可可托海为新中国偿还苏联外债提供矿产品，占偿还外债总额的40%。

那年，安桂槐率领可可托海人召开“百日会战誓师大会”，提出了“大干苦干四十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务”的响亮口号。

此时，正值可可托海最寒冷的季节，极端低温曾达到零下51.5摄氏度，就连坚硬的挖掘机铁臂也因气温太低，出现断裂的现象。

人有志气，敢于攻坚；人有志气，鬼神退位。在矿党委带领下，安桂槐和工人们高昂斗志，忍着饥饿、严寒，靠马拉爬犁、人拉肩扛将矿石从矿坑中运出。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一大批奠定可可托海“共和国长子”地位的工程纷纷上马——创造性实施了三号矿脉露天开采、建设了我国西北第一座地下水电站、建设了我国第一座稀有金属综合选矿厂……他还扩大完善了矿山机械厂规模；不拘一格降人才，培养了我国勘探、采矿、选矿等稀有金属的专业技术队伍；奠定了中国稀有金属工业基地的坚实基础……可可托海作为我国的稀有金属工业基地初具规模。

“关键是在大家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干的，这一点没有安桂槐以身作则带着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到现在我们一些经历过那段苦难的老人还常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安桂槐书记的担当、创业、创新精神，那么可可托海的发展可能会滞后几年。”李藩说。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安桂槐身上的忠诚、干净、担当、奉献的优秀品质，就在可可托海人心中扎下了根，工人们说：安书记不仅是生活上的楷模，更是工作中的先锋。什么是共产党员？这才是共产党员。

在为祖国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安桂槐却从没有想过为自己，或者是为家人添置什么。

1962年的一天，自治区党委领导约安桂槐谈事，来到党委大门前，门卫怎么也不让他进。因为他身上的矿山工作服领子和袖口都破了，这身褪了色的衣服他已经穿了8年，门卫看他不像个干部。最后还是那位领导亲自到大门口把他接进去的。

安桂槐还给家人立下了“三不准”：不准打家中电话；不准用他的办公用品；不准公车私用。在可可托海工作期间，安桂槐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这样一张字条，上写：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陈毅的名句，安桂槐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身上的小马甲，是妻子史云华从毛毯厂找来的13块废角料拼凑的，他一直穿了12年。

就连他写回忆录，初稿也大都写在已经用过的信函、报表、印刷品的背面，给儿女的书信也大多如此。甚至信封也是将已经用过的信封拆翻过来，粘好再利用。

提起安桂槐，见过他的人总这样描述：他长得高大魁梧，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对人永远是和蔼可亲的态度，什么时候都穿着一身褪色的工作服，一双圆口布鞋。他的鞋直穿到鞋面褪色里布烂了，还要洗干净了自己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后再穿。

离休以后，安桂槐拒绝搬入组织上安排给他的干部楼，仍住在普通住宅楼里。

四

2016年，安爱英受邀来可可托海干部学院授课，她的儿子因残疾无人照顾，也被带到了学院。回到家后，安爱英给学院汇了5000元钱作为儿子的食宿费。她在信中写道：“我要遵守父亲的愿望，不能占公家一丝便宜。”

当年还是矿上年轻技术员的朱吉林，就是因为听说安桂槐送面粉的事迹后，深受触动，当即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说，想做一个像安书记一样的共产党员。

安爱英常说：爸爸首先是党的人、国家的人，其次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的丈夫、奶奶的儿子。他一辈子都是个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人。

曾与安桂槐共事过的老人肖柏杨说：“一个人受别人尊敬，最多也就被周围人念叨10年、20年，可我听可可托海人念叨安桂槐有50多年了，从没听到有人说他不好的。他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念，是他身上最感人的地方，这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当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这么好的一个干部走了，他才75岁啊，应该可以再活长久一些的。”

每年冬季，皑皑白雪总会如期覆盖可可托海，覆盖三号矿坑，就如当年那样，覆盖了安桂槐曾在这里四处奔波的足迹。可当春天来临后，绿草泛青，漫山遍野的树木再次茂盛地生长时，那两棵相依相恋的夫妻树，总是被南来北往的人们关注。在可可托海，许多人都会在那棵夫妻树下讲述安桂槐夫妇的故事，这对共同经历了无数风雨考验和磨砺的夫妻，永远以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

可可托海盛产稀有金属，更盛产人们喜爱的海蓝、猫眼、水晶等各种宝石。安桂槐就像可可托海的稀有金属与宝石一样，即使被岁月掩埋，也总有一天会闪烁在人间。因为心中装着老百姓的人，终究会被百姓们永远思念。无论时间多久，在可可托海人的心里，他的身影从未远去……（作者王瑟）